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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走向分析,人类已无任何退路
目前,全球COVID-19确诊人数累计已经接近200万。未来如何走向牵动无数人的心,有很多对未来各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和判断,让人莫衷一是。而未来走向不同,其影响差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此,如何真正科学判断,既不盲目乐观,同时也要客观精准地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疫情的发展有多种预测的方法,主要基于传统的仓室模型和他们的各种变化的模型,主要有SIR,SEIR等。这些数学模型其实也并不复杂,但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感觉无法深入了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模型在不同参数假设下变化会非常大。而在S(易感者)E(暴露者)I(感染者)R(康复者)四个参数中,有些参数如E(暴露者)很难准确估计。另外各个参数也需要太多实测数据的支持,如果数据收集稍有不完善,就会导致最终结果较大的误差。 因此,如何用一种即简单,同时又准确且可信度极高的方法来评估,就显得极为重要。
其实,一切类似病毒的发展都是一种指数增长和衰减的问题,它们也都具有共同规律。影响它们的因素无论有多少,最终都可以体现为单一的参数,就是指数的大小。在流行病学里,病毒传播的指数大小是用R0(基本再生数)来表达的。如果R0>1,就会体现为指数增长。但是,指数增长会很快形成爆炸性的增长量,当达到一定极限状态时,就会不断减缓发展的速度,指数越来越小。因此,一般指数增长模式如果不加干预,最终会自然形成一种S形的发展曲线。如下各图:
图2 城市化发展的S形曲线
这种S形曲线是几乎所有不加干预的自然指数增长规律发展全过程的体现。但是,如果对病毒不加任何干预,它最终逐步减缓和停止发展的水平会非常高。群体免疫就是按这个发展规律来说的,最终停止的极限水平为总人口量的60%-80%。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大了,此时COVID-19实际病亡率会在10%左右,这个太难以让全社会接受,生命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R0=1,那么其发展规律会是一条水平线,就是在现有水平上维持,一直发展到总感染人数达到60%-80%时为止。这个方式病亡率会比上一个低一些,但问题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也是需要人干预和控制的。虽然病亡率会降低,但经济代价不仅巨大,而且持续时间会极大拉长。同样难以接受。 如果R0<1,那么其发展规律就是一条指数衰减的曲线。这个同样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规律,例如手机信号与距离的关系就是一种指数衰减。还有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等都是这个规律。
描述指数衰减可以采用一个共同和普遍的参数是半衰期。就是总量衰减到初始水平一半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或距离等。采用半衰期参数的一个优点是:如果指数不变,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算,半衰期长度都是一样的。这样,不管发展过程本身有多复杂,指数大致不变的话,只要测量出半衰期长度,就可以很容易估算出最终衰减到某个水平所需要的时间或距离长度。影响这种方法的唯一因素就是指数是否发生变化。但是,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如何去估算指数或半衰期也是一个复杂的难题。但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尽可能回避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比较加测量的方法。为解释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先讲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的故事。现在我们都知道集成电路的优势就是在更小的硅片上集成更多的电路。但最初出现集成电路时,目的并不完全是这个,而是为做出一致性非常好的“对管”,就是差分放大电路中两个放大倍数等各个技术参数都尽可能是一样的晶体管。要想在做好的晶体管中选出两个包括放大倍数、温度系数曲线、噪声特性等在内的各个技术参数都高度一致的晶体管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就象在普通人群中要挑选出两个长相、身材和说话的声音都完全相似的人一样困难。但是,如果在硅片上制作晶体管之前,将一个晶体管的设计完全复制,用完全相同的工艺和环境在同一个硅片上制作两个晶体管,虽然要想精确控制晶体管具体技术参数的大小极为困难,但用这种方法却可以保证做出来的两个晶体管各种技术参数一致性都非常好,这就与同卵双胞胎是一样的道理。集成度高是一个软性的优点,而制作对管却是一个刚需,只有通过集成电路方法才能大规模实现。这样制作的对管,只要测出其中一个晶体管的放大倍数,就可确认另一个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这个思路的方法论原理就是:不去追求准确地计算和控制单个对象的精确值,而是建立不同对象之间精确的对应关系,通过精确测量其中一个对象,从而精确获得另一个对象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忽略掉对所有内在具体参数是多少的评估计算等复杂的难题。只不过在最早集成电路的对管案例中,两个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是一样。如果两者不一样,只要它们的比例可以精准确定,一样可以通过测量其中一个而精确地获知另一个。 假设有两个指数大小不一样的衰减过程,横轴是时间,初始值一样,其半衰期的差异倍数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一样的。最后达到某一水平的时间长度的倍数,也就是两者半衰期之间的倍数。例如,A过程半衰期10天,B过程半衰期20天,两者半衰期的比值为1:2。A和B初始值都一样为1000。A经过3个半衰期,也就是30天从1000衰减为125(8分之1)。B过程要从1000衰减到125的话,所需要的时间就是30乘2=60天,与它们两者半衰期的比值是一样的。假设我们不知道A和B的半衰期是多少,我们只知道A从1000发展到某个水平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为30天,而B的半衰期我们也不精确知道是多少,但只知道它是A的一倍。那么我们就直接可以计算出B从1000初始值发展到同样水平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为30乘以2=60天。 如果初始值不一样,他们达到同一水平的时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两者半衰期长度的比值,和前面计算一样。二是两者初始值大小的差异对应多少个半衰期长度。例如在前面例子中,A从1000衰减到125,但B要从2000衰减到125。我们先按前面方法计算B从1000衰减到125的时间长度为60天。再计算或测量B从2000衰减到1000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它为一个半衰期,20天,所以总共需要60+20=80天。因此,如果能有一个参照的指数衰减过程作基准,并且获得了它的精确测量值,只要评估出两者间发展速度差异的倍数,两者相乘就可很精确地估算出以同样初始值发展过程的时间长度。再加上初始值大小不同的影响,大致就是这个新指数衰减过程需要的时间长度。这样的估算虽然非常简单粗糙,但由于它基于的参照过程有精确的测量数值,对衰减指数大小的估算精度就要求不是太高,因此可靠性和精确性反而相当高。 有了这个最一般的研究规律和方法,我们就可以来评估一下多个主要国家疫情发展变化和未来走向。
现在采用以上方法有一个很好的条件是:我们已经有了中国实际疫情发展过程时间的相对准确测量数据了,因此,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精确参照。这个测量数据屏蔽了SEIR模型中对各个参数不同假设误差的影响,是一个相当精确的实际数值。我们不需要精确知道中国封城后疫情发展的半衰期,R0值到底是多少,我们只要估算其他国家与中国疫情发展过程半衰期的比值是多少,以及开始衰减时初始值的大小差异,就可以相对比较准确地估算出,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与中国一样的新增归零的时间长度。 中国疫情发展的数据主要集中在湖北。因此,只要以湖北的数据来分析,基本就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发展情况。
湖北是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封城的,此后新增确诊一直不断增长,到2月4日达到峰值,用了12天。我们分析其他国家从封城或封国开始到新增确诊峰值的时间长度,基本都是12到14天,规律性超强,几乎没有例外。原因是什么?就是在封城之前,R0是远大于1的,具体是多少完全不重要,是1.5、2还是5甚至8都无所谓,反正它是指数增长。而在封城之后,环境的巨大改变非常显著改变了R0的大小,使R0瞬间降到低于1,具体比1低多少也不重要,0.95、0.9、0.8、0.5、0.4、0.3甚至0.2都无所谓,我们也不关心。 为什么在封城措施之后,新增确诊还是持续增长了12到14天?一是封城的措施刚一实施,R0并不是马上下降到低于1的,而是会有一个短暂的混乱期,R0甚至有可能在这个短暂的混乱期反而上升。另外最重要的是病毒有一个14天的潜伏期,因此,在封城之前就已经传染的人,会在这个12-14天内逐步表现出来。而到了12-14天后,新增变化就是体现在封城之后的R0值影响。因此,一般来说,不管封城严格与否,只要封城,R0值肯定会受极大影响降低到1以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或地区只要封城,一定会在12-14天时新增确诊发展突然改变原来的指数暴增,转向趋于平缓甚至下降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时间点是新增确诊量快速下降,最好是新增治愈加上死亡大于新增确诊。这有两个实际含义,一是存量的确诊数开始从上升转为下降,这样医疗资源就会逐渐富余出来,挤兑的情况会不断缓解甚至出现床等人,而不是人等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可以开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仅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而传播率也会进一步下降。完全集中隔离效果肯定比轻症居家隔离要好,相应的传播率也会进一步下降。如果这个拐点不出现,存量的确诊病人会一直上升,这就会持续增加对医疗资源的压力。如果增大到一定程度,医疗资源崩溃,那就糟了,可能会重新出现传播率上升趋势,在根本上转变衰减的过程,使防疫最终失控。这就像用堤坝堵洪水一样,如果洪水的水位还是不断在上涨,漫坝或溃坝的危险就一直存在。只有当洪水的水位开始不断下降时,才意味着真正的拐点开始出现。二是出现新增确诊快速下降,表明隔离措施达到更严格程度,这样就会更进一步走向良性循环。
当新增确诊归零时,事实上表明的是当地12-14天之前传染过程就完全终止了。但为了保险起见,湖北省在新增归零之后,又保持了至少一个潜伏期的时间长度,武汉则更长至4月8号才逐步解除封城措施。 以上几个过程的时间长度,从达到峰值开始到解除封锁总共花了2个月时间。如果从封城开始算是2个半月。如果我们稍微不那么保守,认为只要新增归零就表明病毒传播终止,可以解除封锁,从封城开始到新增归零的时间长度就是2个月,而从达到峰值开始算是1个半月。这1个半月时间是真正能表达半衰期的时间长度。有了中国湖北这个精确时间长度作参照,下面我们就可以用以上方法估算其他国家疫情发展,看看会是什么情况。
先看意大利。
土尔其2020年4月3日开始封城,现在距离12-14天还有2、3天时间。因此,就在这2、3天内土尔其的新增确诊走势应该从指数增长达到峰值,转向横盘和下跌。
法国人的浪漫真的是全方位的,包括疫情数据。这个新增确诊的图表简直就是一跳动的音符。从2020年3月18日开始封城到4月4日出现最高的那个峰值点,用了17天。这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如果把左边的峰值点(4月1号)算是达峰,用的时间是13天,这个符合一般规律。如果把最高峰值点的4月4日新增23102的数值大部分用于填到左右两边低谷的坑里,差不多应该算4月1号是达峰的时间点。这也符合其他国家的规律。不过这样一来就难以根据其每日变化规律估算其走势了。我们还是以意大利数值为参考,法国归零时间也会在6月20日至6月底。
德国2020年3月18日封城,3月28日达到峰值10129人,用了10天。不过这个峰值点相对前后的数值也是有点奇高,数值波动也比较大。4月10号达到5786例后迅速下降到4月12号的2979例。我们可以认为4月10日可以等效于和湖北的峰值持平的时间点,在达峰后用了12天时间。可以采纳相对较低的西班牙半衰期。归零时间点大约也在6月20日到6月底。
伊朗3月18日封城,3月30日达峰,用时12天,也与湖北完全一样。此后伊朗新增数据一路下滑,势头很清楚。按此斜率到达500人大约在4月底。伊朗新增的峰值为3186,约为湖北的不到64%。这样可减少不到一个半衰期的长度。从达峰到新增500人,约需1个月。加上不到一个半衰期,估算其半衰期长度会比湖北多1倍半。但因峰值比湖北低,因此归零时间长度可粗算比湖北多一点为2个月,大约在5月底。伊朗现累计确诊为7.17万,比湖北略多一点。伊朗现在存量确诊人数已经在每天明显下降,因此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从上面分析总结看,欧洲国家和美国普遍在2020年3月10至24间采取的封城措施,集中在4月20号左右的较多,我们取4月20号。而海外整体走势在4月4日出现峰值,约10万(99121例)的日新增确诊,花费的时间约为15天。这个与单一国家封城措施规律是相当接近的。
除了中国以外,现在还极少其他国家或地区证明本地新增最终能够归零的。甚至“这个病毒不可能被消灭,人类只能与其长期共存”还是很多人心中非常普遍的观念。但是,这一观念最终很可能导致一个巨大的陷阱,就是“低新增陷阱”。别以为你要和它长期共存,就可以与它和平相处。它不接受人类的投降,也不会与你签订任何“和约”。你投降了,放开了,它就一定会爆发干掉你。你要么彻底封杀它到新增归零,要么它就爆发到“群体免疫”的全社会人口60%-80%,要么就陷入“低新增陷阱”被折磨得半死不活。即使你能忍受60%-80%的人感染的事实,也不可能承受得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人类要想与病原体和平共处不是没有前提条件的。要么是不需要太多影响正常社会生活,就可以使它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霍乱、鼠疫、狂犬病等。要么是其毒性自然进化降低到非常低的死亡率,人类可以接受,例如流感。要么是有特效药,例如血吸虫等多种寄生虫类的传染病,吡喹酮是广谱的特效药。如果一种病原体一旦爆发死亡率过高且快速覆盖全社会,而要让它不爆发只有使全社会处于暂停状态才能做到,并且没有特效药,这样的病原体是无法与人类和平共存的,只能是你死我活。现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可恶的19(COVID-19)肺炎不是你投降了它就饶得了你的,必须放弃各种糊涂的幻想。 如果按照目前封城和封国的态势发展,最终假设意大利每日新增达到40-100之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才会是最让人头疼和痛苦的时候。封国已经3、4个月了,人们很可能已经完全无法再忍耐下去。要想把本地新增完全归零,还需要另外至少2个星期时间,并且一定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因为之所以还一直存在自然新增,就是因为最初封城的措施一出台,马上R0值就从较高值下降到1以下了。但当确诊人数不断下降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存在管理的死角。这些死角的存在就会使R0值回升到1左右,把发展趋势在低水平上拉直了。新增不会上升,但也一直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持续水平波动。因此,要想继续将传染进一步压缩到零,为这少数管理的死角,你就得使整体隔离措施更进一步严格。如果要像中国一样为绝对确保不再有传染而使隔离期再增加一个潜伏期,那就还得再加上14天时间。这就得总共再需要另外1个多月时间。 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才是最难熬的。如果熬不住就开始解封,导致疫情重新暴增,那就真没救了。人们心理上可能已经无法接受又重新再继续封城。处于低新增状态时,不仅不能放松封城状态,反而要更加严格地执行封锁,以便把最后最难以封住的死角都清理干净。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像其他很多被错认为是“佛系模式”的国家或地区一样,长期新增都是百十来个,以为他们成功了,事实上他们是一直陷在低新增陷阱里面熬着。既下不了决心把最后一些死角彻底清理干净,又不敢放开怕导致出现暴增,左右为难。曾被认为佛系抗疫成功的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成功,而是都在陷阱里面熬着。并且现在日本、新加坡等,一不小心就眼看着从低新增陷阱里蹦蹦跳跳地出来进入暴增模式了。 在这个低新增情况下,继续采取更加严格的隔离措施,在民主国家里与人权和自由的冲突就更难平衡,也更难得到公众的理解。“原来每天新增几千人你封城、封国可以理解,但已经很困难了。现在每天新增只有几十个人怎么还更严格了,这怎么让人理解和接受?”最终能否越过这个坎,才是最终考验欧美国家的最大难题。美国11月要大选,到了7、8月份是抗疫最后的关键阶段,又是选战的最重要阶段。为选战需要大量集会,而为抗疫又必须严禁任何集会,这才是左右为难的时候。 即使本地新增归零了,还要面临另一个更为麻烦的“输入型低新增陷阱”问题,因为其传染源无法仅靠自己控制和清除。事实上,中国目前已经实现全国本地新增归零多日了,却马上又陷入这样一个由于输入型病例而造成的低新增陷阱里,这是非常折磨人的,尤其它要是长期存在的话真的太麻烦了。仅仅为了这每天几十个新增病例,全国14亿人都还得继续熬着,永无尽头。其他所有国家或迟或早也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到4月13日,中国累计了1398例境外输入型病例。同时在本地新增归零之后,至4月13日累计的1064例无症感染者又让人闹心。虽然境外输入毕竟要比本地内生型的低新增陷阱稍微好控制一点,但全球只要还有一个地方在漫延,其它所有地方都放心不下,不得安身。要最终战胜这个可恶的19病毒不可能仅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来完成,必须全人类目标一致、团结一心、统一行动才能实现。 这个病毒之所以能够一时得逞,就在于人类有太多的偏见、毫无意义的相互指责和分歧、把自己意识形态带入一个纯粹科学问题的荒谬,使得人类作为战争的一方还处在各自为政的散乱状态。如果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态,作为人类公敌的可恶的19病毒就永远有机可乘。 疫苗的平均研发周期在10年以上,所有疫苗研发的成功率不到7%。直到现在针对这个可恶的19病毒疫苗最终能不能研发成功,还是一个很大未知数,更别提什么时候研发成功了。不要指望疫苗,别指望任何特效药,没有用的。如果疫苗能成功纯属天上掉馅饼,但人类不能把如此性命攸关的事情完全寄托于天上掉馅饼上。也别期待这个病毒会自然进化毒性逐渐降低,最终和一个大号流感一样。这同样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并且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成这样的进化。有很多病原体纠缠了人类上千年,至今依然是毒性未改的人类烈性杀手,例如甲类传染病的霍乱和鼠疫等。作为科学的疫苗和药物研发活动必须得继续,但作为政治和行动决策,必须彻底放弃所有这些幻想! 人类必须要立刻痛下决心,坚决地在全球范围内彻底剿灭这个病毒。彻底放弃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不管白猫黑猫,能消灭这个病毒才是好猫。以联合国出面紧急动员全球所有发现病毒的国家和地区立即开始行动,以最简单有效的严格封城方法,在全球范围尽快追求新增确诊归零的目标,建议行动代号即为“归零行动”。虽然这个方法面临各国、各地区和各人类个体认知巨大差异的困难,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都已经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已经充分地显示出奇效。因此,在全球范围推广其实也已经具备相当充分的条件和号召力。我们坚信印度能在短时间内归零成功创造一个奇迹,这会给全世界另一个极大的信心。连印度抗疫条件这样艰巨的地方,只要采用封城的方法都可如此快地归零,其他地区就更少有畏惧情绪。中国内地第一个归零的是最落后地区之一的西藏,而不是其他发达地区,因为其只有一个确诊病例时候就存在封城行动,最终也只有一个累计确诊病例。仅在20天内(2月12日)唯一确诊病例治愈后就再无任何新增病例,西藏是最短时间归零的范例。如果不是全球范围尽快下定这个决心统一行动,全人类最终真的会被这个病毒给折磨死的。 所有那些自负的国家和地区必须最冷静和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病毒是有能力让很多国家亡国的。此时此刻必需彻底放弃一切偏见、意识形态和宗教分歧,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作为第一个实现本地新增归零的大国中国,并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没必要与任何人在低层次上继续纠缠了。中国应当顺应时代要求和历史机遇,站在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呼吁、号召、团结和领导全人类的力量共同发起对病毒的决战。这个所需要的主要并不是经济的投入,而只是要有人立刻振臂一呼、揭竿而起。中国是全球唯一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丝毫回避这一点,并且需要向全人类充分地传达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回避全人类的命运前途现在寄希望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这个客观现实。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早就是一个客观存在,中国不是要利用这次疫情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而是要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将人类的命运从疫情中挽救出来。那些现在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慢慢会理解和认识到的,问题只是要付出多大生命和经济代价之后才会理解和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并且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切阻碍人类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行为,不是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之间利益分歧的问题,而是帮助病毒危害人类的叛徒,是全人类的公敌。赢得这场战争并不能仅仅靠单纯的慈善、市场和外交等这些层面的具体活动起作用,而必须有一个绝对道德制高点的支撑。人类必须立刻放弃一切分歧完全团结起来获得全胜,并且尽快全胜。 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作者简介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历经30多年研究和实践形成科学经济学体系。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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